新书资讯|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王皖强、刘北成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视角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重点关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书首开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视角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的先河， 问世后受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等的高度评价，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影响甚广。

作者简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奖。

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生学术成果斐然，出版了《全球分裂》《全球史纲》等18部颇具影响的著作，其中本书可谓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践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

译者简介

王皖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文化史。著有《现代英国大众文化》等。代表译著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郭小凌、刘北成合译）和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与刘北成合译）。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长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评介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译介国外史学及世界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等。代表译著有《论历史》（布罗代尔）《疯癫与文明》（福柯）《规训与惩罚》（福柯）《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历史研究》（汤因比）《启蒙时代》（彼得·盖伊）等。

目录

出版前言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致谢

上册

第一编 史前时代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

第二章 食物生产者

历史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前）

第三章 最初的亚欧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第四章 开启亚欧大陆整体化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第五章 希腊一罗马文明

第六章 印度文明

第七章 中国文明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的启示 文明：灾殃还是福祉？

第三编 亚欧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1500年）

第九章 实现亚欧大陆整体化的中世纪文明

第十章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

第十一章 突厥化蒙古人的入侵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十四章 突破性的西方文明

历史的启示 发展中社会与“领先者陷阱”

第四编 亚欧大陆之外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五章 非洲

第十六章 美洲和澳洲

第十七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历史的启示 历史上的人种

第五编 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八章 西方扩张之际的穆斯林世界

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之际的儒家文化圈

第二十章 西方闻名的成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成长：经济增长与国家建构

历史的启示 历史与风尚

下册

第六编 西方兴起的世界（公元1500一1763年）

第二十二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国家（公元1500—1600年）

第二十三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公元1600—1763年）

第二十四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二十五章 全球整体化的开端

历史的启示 地区自主性与全球整体化

第七编 西方主宰的世界（公元1763—1914年）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二十八章 俄国

第二十九章 中东

第三十章 印度

第三十一章 中国与日本

第三十二章 非洲

第三十三章 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三十四章 波利尼西亚

第三十五章 全球整体化的巩固

历史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的反差

第八编 西方衰退与繁荣的世界（公元1914年至今）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影响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起义

第三十八章 欧洲的革命与和解（公元1929年前）

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与大萧条

第四十章 走向战争（公元1929—1939年）

第四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影响

第四十二章 帝国的终结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全球影响

历史的启示

书摘

文明：灾殃还是福祉？

每一个文明都不乏追远思古的诗人和思想家。在他们看来，史前人类是“高贵的野蛮人”，没有因文明的玷污而堕落。在久远的过去，“混沌初开”，那是人类的幸福时代，人间犹如地上的天堂。印度史诗赞美田园诗一般的昔日生活，人们自由而安全，不知种姓制度为何物。无独有偶，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追溯了人类每况愈下的堕落轨迹，从久远的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一直到暗淡无光的当今时代。

从历史上看，最初的人间天堂观念也不乏现实基础。就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言，文明诞生以前，部落成员可以自由而平等地获取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经济平等和社会同质性乃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然而，当部落民转变为农民，便失去了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也不再拥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而是必须承担特定的义务，虽然这些义务的具体内容因地而异，但结局毫无二致。国家、教会、地主和放贷人层层盘剥之后，农民的劳动成果只剩下一半甚至更少，因此他们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历史学家估计，在地球上的所有文明中，精英统治阶层仅占总人口的1% ～2%。然而，不论哪一个文明，统治阶层都攫取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农民起义，为什么从1801年到农奴最终获得解放的1861年，沙皇俄国发生了1467次暴动。

随着文明的到来，不仅经济关系出现重大变迁，政治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革。在新石器时代，村民受到的内部或外部管控少之又少。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国王、皇帝和官僚机构取代了部落酋长和村社长者，从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法官，直到书吏和账房先生，官僚机构的控制无所不至。文明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出现了教会统治集团，而且这个统治集团与帝国行政体制沆瀣一气。从前的萨满被教士所取代，“业余祭司”被“全职祭司”所取代。官方神学和僧侣统治集团应运而生。两者都致力于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赋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首领以神授权力和神圣属性。例如，埃及法老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且是“永生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互勾结，为维护社会现状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很少有人甘冒今生受到惩罚、来世也永远不得翻身的风险。

文明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而这种改变的影响至为深远。新石器时代村社文化的特征是自治和同质性。所有成员共享共同的知识、习俗和态度，无须借助外部资源来维持生活。但是，文明的到来使得社会出现了更复杂的新形态。除了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之外，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文化：掌握了神秘的书写技艺的书吏，通晓上天奥秘的祭司，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天南海北做生意的商人，莫不在创造着文化。这样，过去单一的文化形态一去不返。相反，文化逐步分化为所谓的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城市的学校、寺院和宫殿属于高级文化，乡村则盛行低级文化。高级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和文人以书面形式传播，低级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口耳相传。

不同文明的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有着如出一辙的要素，即都是以“圣书”为基础，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五经”以及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些典籍构成了知识的基础，从而主宰了教育。任何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熟记大部分圣书。圣书还被用来强化忠诚和服从意识。凡是拒斥官方教义或是挑战社会秩序，都将被扣上犯罪的帽子，今生和来世都受到惩罚。所有的高级文化都有夺人心魄的“地狱”观念，那些敢于反抗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都将被打入“地狱”这一永恒的集中营。

所有的文明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低级文化。每个地方的农民都掌握了丰富的种植庄稼和养殖牲畜的实践知识。他们崇尚勤劳的美德，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农民向往的是拥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以及种田和做工的简单工具。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意味着独立和稳定，因此，从古至今的农民始终不渝地坚决抵制外来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今由政府经营的合作农场。然而，除了这种“极致个人主义”之外，农民还有村社的公共生活和人际关系。好邻居不仅互助建房，参加乔迁庆宴、丰年祭和其他社区活动，还总是乐于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同情和帮助。

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通常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农民有优越感，认为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代表道德“高尚”，而城市生活和职业则反之。另一方面，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税吏、教会官员和士兵全都来自城市，这些人的傲慢和专横清楚地表明了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精英阶层把享有的荣华富贵归因于自身的才智和道德素质，事实上，他们完全是靠压榨农民才过上的好日子。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岁月，农民们难免从内心深处认可了精英阶层的看法，变得卑躬屈膝、逆来顺受。

很显然，文明造成了人类平等的倒退。不过，文明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虽然存在种种不公和压榨，文明意味着人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与工业革命最终殊途同归。工业革命起初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分裂和人间苦难，从长远来看，它却决定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福祉。文明亦是如此。相比普通农民或城市工人，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很可能过得更充实、更满足。但是，舒适而悠闲的部落文化恰恰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症结所在。虽然税吏、祭司和地主敲骨吸髓般剥削和压榨，却有效刺激了生产。生产力的提升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即大河流域农业地区的人口有了巨大增长。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君主以及世俗和教会的高级官员过着锦衣玉食、琼楼金阙的生活，其奢华铺张远非部落首领所能想象。商人、书吏、低级官员和教士等新兴的中产阶级很可能也像今天的中产阶级一样，过上了惬意雅致的生活。从物质层面而非社会心理层面来看，有时就连平民百姓的境况也有所改善。

借助新兴的书写艺术，文明使得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成为可能，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科学能够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富裕上层阶级的出现，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机会。我们今天看到的帕特农神庙、泰姬陵和巴黎圣母院等杰作便是这种创造力的成果。

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多数人，毕竟，为高级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但是，放眼整个人类历史，重要的是人类取得了进步。正是千百年间日积月累的进步，最终让我们得以凭借科学技术驾驭大自然，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从而让今天的多数人也能像少数人一样受益。

诚然，当今世界仍有千百万人目不识丁，或是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但今时已不同往日：14世纪中叶，欧洲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被黑死病夺去生命；1846年，马铃薯枯萎病导致的饥荒造成100万爱尔兰人死亡；1876年，谷物歉收导致500万印度人饿死。当时缺乏必要的知识，无法拯救瘟疫和饥荒的受害者。

如今，人类已经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具备了一劳永逸地铲除贻害千年的灾祸的潜力。可悲的是这种潜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但不可否认人类具备这种潜能。昔日人类不同文明所取得的进步就是明证。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文明究竟是灾殃还是福祉的问题：过去，文明既是福祉又是灾殃。至于将来如何，则取决于人类将过去文明积累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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